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之一就是以木结构为主，凭借《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这部书，马炳坚成为当代中国古建筑界知名专家。

马炳坚说与古建筑结缘是一个巧合，而他的故事里也留存着一丝遗憾。

1965年满怀壮志的马炳坚在完成了高中学业后，充满信心地向另一个高级殿堂——北京大学发起冲击，然而，在那个需要政治审查的年代里，马炳坚这个梦想就此破灭了。一个热爱历史、文学、喜欢绘画的青年就此开始了工作生涯，进入了北京市房管局房屋管理员训练班。在实习中，马炳坚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是离自己的兴趣爱好太远了，特别是当时红旗管理员只是以收租率为评比条件的做法，让他很苦恼。在成为房屋管理员的岗前培训里，一盏明灯给了他指引：“那时候有老师给我们上课讲古建筑的相关知识，我一下子就入迷了，觉得那里包涵了传统文学、历史和宝贵的中华文化，中国古建筑文化的神秘和深邃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我知道应该做什么去了。”于是1967年的10月份，马炳坚主动要求到北京市房屋修建二公司古建队做了一名技术工人。

在古建队里，马炳坚开始学习的就是古建木工。王德宸老师傅是马炳坚的老师，也是他最感谢的人。“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傅，人特别好，虽然文化程度有限，但是教我的时候特别认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技术。”马炳坚说。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马炳坚明白，有了好老师，更要刻苦努力：“那时候我就住在工地，别人下班后，我就去脚手架上仔细琢磨，一边看前人留下的木构实物一边进行木件构件测绘。”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马炳坚成为了古建队青年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

那时候房修二公司古建队是中国最好的古建筑维修队伍，有许多有经验的工匠师傅。1968年开始的天安门大修工程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他们头上，马炳坚也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尽管在当时马炳坚只是修缮小组的普通一员，但是能参与这样的工程让他兴奋不已。马炳坚说：“在重大古建施工之前，扎小样(就是按照古建筑原型制作十分之一的模型)是传统做法，尤其是天安门这样重要的政治工程更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首先做了十分之一的模型。”和老匠师一起制作模型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特别是天安门最末端的一间，几乎集中了天安门城楼的全部核心技术，而在老师傅的带领下，马炳坚参与完成了它的制作。“通过天安门城楼的翻建，我初步了解了古建筑木构制作技术，亲身参加了斗拱和内檐装修的制作，这种经历让我更加热爱古建筑了。”马炳坚这样说。这次工程不仅让他学到了很多难得的技术，更增强了他的决心。

马炳坚第一次承担“掌案”(指木工班组中执掌大木画线的人，通常是工匠中技术水平最高的佼佼者)工作是在中山公园的古建筑复建工程里。马炳坚所在班组在画一段长廊木构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45度转角的构架，尽管老师傅们非常有经验，然而由于文化程度的制约，画了多次都没有成功。在别人几次失败之后，马炳坚提出试一试的请求时人们都很惊讶，因为当时他才是二级工。经过仔细观察，结合自己高中学过的几何知识，他很顺利地完成了老师傅们没能完成的画线工作。从这开始，马炳坚成了这个班组的掌案。

进入20世纪80年代，马炳坚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程万里，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两个人爱好相同，在共同的工作中发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具有经验的老工匠师傅由于年龄的原因越来越少，而由于这些老师傅的文化程度不高，根本无法把自己的技术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两个年轻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开始整理一直在老工匠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技艺。

1985年，北京市房管局职工大学决定开办中国古建筑工程专业。40岁的马炳坚作为古建筑行业的中坚力量，承担了编写古建筑专业课教材的重要任务，并成为这所大学的兼职教师。经过多年的亲自实践和对古建技术的整理，马炳坚写出了《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这部令他后来闻名古建筑行业的著作。他说：“我当时没想别的，只想如何把这门技术传承下去。考虑到要使中学文化程度的学生读懂，就一定要深入浅出。”就是这部书，不仅培养了职业大学的学生们，还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

20多年过去了，这部书已经重印了7次，马炳坚并没有停滞，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将传统的古代技术与现代建筑技术相融合，增加了新的内容，并进行了再版。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前，马炳坚又写出了《北京四合院建筑》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北京传统民居四合院的学术技术专著。面对这些，他总说：“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博大精深，对文化的传承绝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这项工作没有停止。”

天津大悲院、华盛顿中国城牌坊、中共中央党校古典园林等一系列经典民族建筑都出自他之手，所以他更愿意说：从一线来，从实践中来非常重要。

他的奋斗目标是：继承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创造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建筑，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祖国大地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