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长城开放后，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很多，包括一些外国元首和领导人。当时，能够向游客介绍长城知识的人很少，周总理指示说，长城的情况要给外国客人讲解。所以，我有时就被派去给外国友人当导游。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需要对长城做更深入的了解。”于是，罗哲文开始不断地考察、不断地查阅资料，并写下了几本关于长城的书。

50年代末，罗哲文考察中来到了史料记载的长城东起点——丹东鸭绿江边，想去寻找和勘察一下最东端的长城遗迹。那时没有公路，他只有在山道和草丛中跋涉寻觅，结果找了几次都未果。直至80年代，辽宁省文物考古人员继续勘察寻找时，才终于在鸭绿江边找到了虎山遗址。罗哲文得知消息，多次前往考察。虽然那里仅剩有一些残破的墙基、碎石，但根据历史记载和地图对照，又汇集多方专家的论证，共同认定了靠鸭绿江边最近的虎山遗址，就是长城的最东端起点。

“走得越多，看得越多，我就越感受到长城内容的丰富性。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发现了三个历史误会。一是长城的起点和长度。以前，大家都认为长城的起点是山海关。经过长期考察，我发现它的起点应该在鸭绿江。‘万里长城’的说法也要商榷。因为各个朝代都在修建长城，加起来足有10万里。

“二是长城的性质，并非过去所说是用来抵御侵略的，是封闭的。我发现，长城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你看，长城的形状是开放的线状，而非封闭的圈状。长城的关口只在打仗时关闭，平时却是通商贸易的重要口岸。最有说服力的是，正是长城保障了‘丝绸之路’这条开放大道的畅通。”

“三是长城的功能，并不是用来压迫少数民族的。我发现，修建长城的历代王朝中，以少数民族居多，秦始皇本人就是少数民族。”

“文革”期间，长城被视传统文化为粪土的人破坏得遍体鳞伤，而让视之为生命的罗哲文痛彻心肺。“文革”过后不久，1979年7月，在一次关于保护、研究长城的会议上，罗哲文提出了建立全国性长城研究机构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随后也得到了长城沿线各级政府的响应，各地相继开展了长城的普查工作。

近年来，北京市文物局在修缮长城北京段时，强调要有专家论证。罗哲文不顾年迈，只要有时间，就一定前往指导。1987年，八达岭长城被列入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名录》，罗哲文即是它的申请文书的起草者。

因多年来一直在为保护长城、修复长城而奔走呼吁，罗哲文被人称为“长城守望者”。老友王定国先生在庆贺罗哲文八十华诞的诗中，则称他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罗哲文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城的一些古建筑，就面临着拆迁与保护的难题，就连中南海内的古楼阁也包括在内。有一年，中南海清音阁那一片地方要盖新楼，那古老建筑怎么办?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要求请国家文物局的同志来做鉴定，于是罗哲文代表文物局去了。勘察后罗哲文认为，清音阁的建筑造型和彩绘都表明它是一处非常有价值的古代文物建筑，若一定要拆的话，最好将它的原物分类编号，再异地恢复。文物局工作队的专门人员在清音阁进行了大量测绘、物件编号等细致工作，然后将它搬迁到了陶然亭，在那儿原样恢复。至今，这个原置于中南海内的古老建筑清音阁，仍安然坐落在美丽的陶然亭公园，成为建国后最早异地搬迁，仍完好保存的文物建筑。

1954年，随着首都大规模经济建设热潮的到来，北京古城的传统建筑再一次面临巨大冲击和毁坏。围绕北海团城的保护和拆毁，就惊动了国家总理周恩来。

北海团城位于古城的中心、曾被老舍先生等赞美为古老北京古建筑文物最为集中的一条线上，而且团城还是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都城的重要见证。团城内还有元代大玉瓮、精美玉佛、古树等价值连城的文物。

然而在当时情势下，一些领导者认为要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要把马路修得笔直无拦，就要以拆毁团城为代价，使这一文物建筑瑰宝危在旦夕。面临团城的存废，许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国家文物局会同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学者专家，多次向上呼吁要保护团城。

1954年初的一天，郑振铎局长特意把罗哲文叫去，让他赶快去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

罗哲文很清楚局长的意图，一是继续呼吁保护团城，二是万一团城保不住了，也好留下一套完备的资料。为此，罗哲文几次找到时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商议办法。梁思成也心急如焚，特意请来苏联权威专家参观团城，出面说情，但仍未奏效。

眼见得保护团城的呼吁没人理睬，梁思成不得不下决心去见周总理，当面肯陈保护团城的意见。周总理听取了梁思成的意见后，又亲自去北海团城实地勘察，微服私访，之后迅速召开专门会议亲自定夺，这才使北海团城保留下来。按照周恩来的思路，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数十米，加宽金鳌玉桥，马路向南移绕，避让团城。这样既保护了古老团城，又解决了交通问题。正由于这一明智决策，团城才能至今巍然伫立，成为古老北京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一些历史悠久的文物建筑再度面临空前劫难。原耸立于建国门西南角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遗址古观象台，被建设部门告之，由于修建地下铁道，要将其拆毁或搬迁。

北京古观象台是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完整保存大量造型精美的古代天文仪器而著称。观象台还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数据资料等，其中包括从1724至1902年，近180年间每天的气象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

而当时正值“文革”热潮，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委等主管部门早已不能正常履行管理职能，专业人员也都被批为“臭老九”，靠边站，当罗哲文和国家文物局的几位专业干部听说观象台即将被拆毁的消息，颇感问题严重，因为这一历史、科学价值重大的文物建筑一旦拆毁，文物遗迹将永不复存，而搬迁挪动，也将造成从古至今在现址观测的宝贵天文数据资料的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自发行动起来，自带相机、测绘仪器，去古观象台进行实地勘察、测绘、摄影和查考历史文献等，后又与北京天文馆的业务人员共同起草了《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千方百计转送给了周总理。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关注到了罗哲文等人的群众来信，并在极端混乱的条件下，亲自找地铁施工单位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决定在地铁施工中实施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方案：即古观象台原地保存，地铁基础绕开古观象台遗址，并专门追加经费，用于古观象台的基础加固。今天仍高耸于建国门立交桥一侧的古观象台，就是这样保护下来的。

问及罗哲文为何一直在竭力保护文物建筑，甚至不计个人得失时，罗哲文说，他清晰地记得，“文革”中刚从“五七干校”返京，最后一次去见恩师梁思成先生的情景。“当时梁先生卧病在床，我来到医院，梁先生见了我很高兴，他叮嘱我，现在是保护文物的重要时期，许多文物都被破坏了。他说自己可能无能为力了，希望我一定要做好文物保护的事情。”

罗哲文经常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古建筑，包括历代城市的布局，都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保护古城中的古建筑，一定要把它纳入古城保护的整体规划之中，通盘规划和运作。”

这是罗哲文积数十年古建筑与古城保护的经验之谈。

“就拿北京来说，它是一座已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城。建国前夕，梁思成先生曾担纲编制过一个《全国重要文物简目》，当时就提出把北平作为一个完整的古城进行保护。”罗哲文那时正在梁先生主持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准备挥师南下和西进。党中央深知梁思成是古代建筑文物的权威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战争中能够尽力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央专门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教他，倾听他的意见。这一做法与梁先生千方百计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心愿不谋而合，他慨然应允为中共和解放军编印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以供解放军在进攻和解放各城市地区时参考。

从《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的内容，到书的版式设计和封面，梁思成都亲自定夺，并率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师生查找资料、编写刻版、装订装裱，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编印出版了。罗哲文当时参与了蜡纸刻印工作。

这本梁思成和清华师生们用心血编成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发到解放军部队后，不仅在解放军解放各地时使文物避免了因盲目轰炸造成的破坏，而且对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也提供了线索和指导作用，这本小册子，因此被称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早期的重要文献。

然而，逃过了战火，许多古文物建筑却在以后的和平年代频遭破坏。罗哲文轻声叹道。

1950年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保存旧城，另辟新区”的方案被断然否定后，大规模的拆建便在北京展开。一个个牌楼、一座座四合院、一条条胡同相继消失，古都风貌日见消减。建国几十年来，“拆”与“保”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诸多古建筑的兴衰沉浮，在无数人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70年代中，有一次罗哲文去河南洛阳，看到一家玻璃工厂，因生产发展要扩建厂房，结果在盖新厂房时挖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被有关部门下令停建了。工厂负责人说，早知道这地下有古物，我们就不在这儿扩建厂房了。可是国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法令条文，我们无法可依照。在其他城市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这让罗哲文不得不深入思考。

“仅仅把文物作为‘点’来保护是不够的，也比较困难。应该把文物放到整个城市规划中进行保护。”罗哲文痛切地强调这一点。

1981年末，“文革”刚结束不久，罗哲文等一些专家学者便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着手公布、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提议工作。经酝酿商议，由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管理总局共同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罗哲文亲身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

罗哲文记得50年代初，苏联审批公布了第一批2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他曾参与翻译过苏联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料，苏联实施的一整套历史文化名城的审批公布标准、保护措施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和启发，以至这次起草文件时，还从当年苏联的经验中找到了不少可借鉴处。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很快向全国批转了这个请示，同时批准公布了北京等24个城市为国家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此后，国务院又分别批准了几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目前，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数量已达到了101个。

“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确定和公布，是中国古建筑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1982年起，20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这项工作。对所有提出申请的城市的评审和论证，我基本上都参加了。”

罗哲文认为，被确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这些年，从各地历史文化名城传来的“毁灭性”消息太多了。因此，“对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才能达到保护的目的。”

近年来，一些著名建筑专家、文物专家多次上书、呼吁，要求政府尽可能地保留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风貌、文化遗迹，严格按照规划控制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密度和容积率，放慢旧城区开发速度，为文物的鉴别、保护留下必要的时间等。

罗哲文自己就曾无奈地经历过一次失败的“保卫战”。那是北京美术馆后街的一个院落，曾被几位古建专家鉴定为极有价值的明代建筑。然而好端端的院子却要被买下这块地皮的开发商拆掉。罗哲文等专家联名找了相关部门，甚至告到法院，但最终官司还是输了，院落和房子还是被拆掉了。

在古城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下，如何能够让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这两者之间做到两全其美、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矛盾、两败俱伤呢?这是让罗哲文一直焦虑的问题，也是众多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2000年3月10日，中国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议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签字的31位人大代表中，25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2004年2月1日，建设部发布的《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要求，今后在编制城市规划时都要划定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紫线，紫线范围内将禁止大面积拆除或改建建筑物。

2004年9月4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文物局初步确定了故宫保护“缓冲区”的两个备选方案。缓冲区的建立，不仅仅是保护故宫，也体现了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

“对古建筑保护来说，这些措施都很好。不仅是故宫，所有的古建筑都应该建立缓冲区。不过，最终还是靠制度，靠法律。”罗哲文斩钉截铁地说。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申报遗产’还是件好事”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可自行确定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遗产清单，由世界遗产大会审核和批准。世界遗产的种类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凡是被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由其所在的国家依法严格管理。

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有关专家虽然没有能参加国际上这些活动，但却始终在密切关注。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国外讲学时，接触到一些加入“公约”的国家，深受启发;罗哲文在国内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来访时，也谈到希望我国能参加“公约”组织。许多专家都认为，应该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加以保护。

到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首先发起并联合著名生态学家阳含熙、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和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递交了《建议我国政府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提案。

当年11月，这个提案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中国的要求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欢迎。1986年，中国就开始了第一批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罗哲文回忆说，“中国的遗产真是太丰富了，最初我参与写申报文本时，提出的候选项目有40个，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评议，最终在申报时提出了6个，即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泰山”。

“那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审批比现在要宽松些，申报的国家也不多。关键是我们这6处遗产在国内外是最顶尖、最著名的。所以这6个申报项目很快就在1978年通过了。”

罗哲文说：“那次很顺利。我们抢了先，抓住了这个机遇，没有错过。而进入90年代，许多国家才对这件事情重视起来，竞争也开始激烈了，申报的难度越来越大，名额也卡得很紧。”

从1985年开始，罗哲文就和“申遗”结下了缘。中国每次的申报项目，他都要参加考察和评选。因为中国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之一，他还作为专家，三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评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