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石，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法定代表人，文化产业(中国)协作体主席，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社会工作者，文化评论家。

《中华木作》刊出，让人欢喜。

先前我构思文促会的专门委员会系列，想到的也是音乐、舞蹈、美术之类。后来意识到，这类“文联各协会”式的分类和结构，其实完全是前苏联的做法。这方面我们完全是跟在苏联后面走，实际上忽略了中华文化所存有的状态。

例如，从中华文化的角度考虑，就可以有另外的系列：木作、玉、织染、绣、陶、瓷、书画、篆刻、国乐、戏曲、说，等等。

从文促会的角度，似乎应该循着这样的思路。木作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创立，也爰于此。

也曾经想以“木文化”名之。与“玉文化”、“茶文化”、“陶文化”相对应。但最终我仍觉得“木作文化”这一词语更妥。

“木作”一词，很多人会觉得生疏。为此，我曾查过《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没有查到。有木材、木匠、木器、木雕，连极为生僻的“木贼”(一种植物)也有，而无木作。我最初接触这一词语，是25年前为文革后第一次琉璃厂文物展写序，同时写作琉璃厂史事。那一次我有幸接触到几乎文物行业所有最后的大师们。我还记得他们告诉我“木作”的“作”要念平声，和作坊的“作”同音，至今我也认为“木作”比木器、木匠以及马未都所说的“家具文化”更具文化意味，而且涵盖更广，不仅指一个特定的行业，而且包括这个行业所特有的技艺与作品。

说木作是文化，不仅不牵强，而且名副其实。首先，它是一种物类，一种方法，一种技术。在西方，“技术”与“艺术”在词语上很接近甚至相同的，这在中国也一样。甲骨文的“艺”写作“ ”，金文写作 “ ”。其形状都是一个人跪在地上从事种植。正是这种劳作，熟能生巧，逐渐形成各种工具与技术，最终上升为以榫卯结构为标志的中华木作，并且与生活，与上到帝王下到百姓以及文人雅士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审美，这还不是“文化”么?

因此，在创立木作文化委员会时，我坚持主张以木作文化为称谓。我还记得成立之时，我们恭请王世襄、罗哲文、曾佑和三位为顾问。那时王、罗尚健在。而曾则刚从美国回国不久。我从前就知道一位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在上世纪40年代曾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花梨家具专著，更有名的是他不仅醉心于中华木作，还醉心于中国女孩子，并且娶了一位做太太，这就是曾佑和。那次见到老太太，真像是见到传说中的人物。她本人不仅回到故乡，而且还把艾克保存的七件无比珍贵的古典家具捐给了恭王府。作家海岩也作为“木工委”副主任出席会议，今天回忆起来还有“共襄盛举”之感。

同样让人感慨的是，古典木作在今天实用功能是大大减低了，日益强化的是它的鉴赏价值和装饰性。按说，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中华木作日益文化化，精神化。遗憾的是，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与之相应的，倒沦为完全出于财富考虑的所谓收藏。我所见到的鉴宝，没有鉴赏，只有鉴定。鉴定论的是真假，实质上还是一个价钱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木作已经成为一种理财之道，这是让人感觉多少有些悲哀的。

我说这些，是希望在这本木作杂志上看到更多的文化。